数字乡村发展对农户创业的影响探讨
本文是一篇创业管理论文，本文立足于“数字乡村”发展的时代背景，深入了解数字乡村建设影响农户创业需求端消费市场的需求情况以及农户创业供给端创业资源的供给情况，探寻数字乡村建设影响农户创业的实现机制以及实现路径，对于激发农村地区农户家庭创业动力、增加农村居民收入、实现乡村振兴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1绪论
1.1研究背景及意义
本节主要从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两个方面来阐述数字乡村发展对农户创业的影响。首先，立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大背景，推动农村地区家庭创业是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出路之一，因此，农村地区农户创业是近年来重点关注的问题。其次，随着数字乡村建设的迅速发展，给农户创业提供了良好的创业环境和创业条件，研究数字乡村发展对农户创业的影响具有重要意义。最后，本小节分别从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两个层面来阐释研究数字乡村发展对农户创业影响的重要性。
1.1.1研究背景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要加快建设网络强国、数字中国，同时全面推进乡村振兴。”2023年2月14日，中央一号文件发布，提出深入实施数字乡村发展行动，推动数字化应用场景研发推广，加快农业农村大数据应用。立足数字中国建设和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战略要求，我国政府先后出台的《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纲要》《数字乡村发展行动计划（2022—2025年）》《数字乡村建设指南2.0》《2023年数字乡村发展工作要点》等政策文件为新时代全面推进数字乡村建设、促进农村农民共同富裕指明了方向。在国家系列政策推动和社会资本的积极参与下，数字乡村建设呈现良好的开局态势，探索步伐不断加快。2023年3月发布的《中国数字乡村发展报告（2022年）》指出，截至2021年底，全国行政村通宽带比例达到100%，通光纤、通4G比例均超过99%，基本实现农村城市“同网同速”。总体上看，近年来乡村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推进，截至2022年底，5G网络覆盖所有县城城区，实现“村村通宽带”“县县通5G”。①。数字乡村的建设有效提升了农村的数字基础设施水平、缩小了城乡“数字鸿沟”，全面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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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国内外研究现状
从现有文献来看，数字乡村发展影响农户创业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三个层面，一是数字乡村建设对消费市场中消费行为以及消费结构的影响，二是数字乡村建设对农户创业资源供给方面的影响研究，具体可分为社会资本、物质资本以及人力资本这三大资本，三是农户创业的影响因素研究。因此，本文接下来将沿着这三大层面的国内外研究现状进行梳理，具体而言，首先梳理数字乡村建设通过影响消费市场中的消费行为以及消费结构，进而扩大消费市场需求的研究，接着梳理数字乡村建设对农户创业资源供给方面的影响研究，最后，梳理农户创业的影响因素研究。
1.2.1数字乡村建设对扩大消费市场需求的影响研究
近年来，随着我国农村地区居民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我国农村消费市场存在着巨大的潜力和空间，数字乡村建设的不断发展为释放农村消费潜力提供了新动能。汪亚楠等学者（2021）和赵佳佳等学者（2022）分别从宏观层面和微观层面，对数字乡村建设影响农村居民家庭消费情况展开研究，发现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大力推进在刺激消费需求的同时，亦深刻地影响着我国农村地区的消费结构，即数字乡村建设能够带来农村消费升级效应。学者们从分类别家庭消费进行研究发现，数字乡村建设对发展型农村消费的促进效应最强，对生存型农村消费的促进效应最弱，这说明数字乡村建设对农村居民的影响更多的是对生存以外涉及发展的需求，更加多元化的需求将催生多元化的产品需要，多元化的产品需求必将刺激消费品市场的扩大，这对于农村地区扩大消费市场需求来说至关重要。从消费主体来看，邱子迅和周亚虹（2021）研究发现，电子商务的发展主要通过提升城镇居民的消费需求扩大农村电商产品的市场规模，进而吸引新的家庭选择进行创业（秦芳等，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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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数字乡村发展影响农户创业的理论分析
2.1概念界定及内涵阐释
2.1.1数字乡村发展的概念界定及内涵
随着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数字乡村”概念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数字乡村”的概念最早出现于2018年，当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中明确提出了“实施数字乡村战略”。同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两份文件中均提出“实施数字乡村战略”，偏重于互联网、物联网、信息终端设备等信息基础设施在农村地区的建设及应用①（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2024）。2019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纲要》，对数字乡村的概念提出明确定义，即“数字乡村”为伴随网络化、信息化和数字化在农业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应用，以及农民现代信息技能的提高而内生的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和转型进程。②《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纲要》接下来对数字乡村发展作出战略部署，标志着数字乡村的概念逐步清晰化、具体化，从关注信息基础设施发展到数字技术与农业、农村、农民“三农”各领域的深度融合。2021-2022年，中央网信办等部门印发《数字乡村建设指南1.0》《数字乡村发展行动计划（2022-2025年）》等文件，进一步细化了数字乡村建设的具体措施和方向。2024年，中央网信办部门印发修订后的《数字乡村建设指南2.0》，数字乡村的概念更为丰富，体现了数字乡村概念是动态、变化的，其所包含的内容会根据不同地区有所侧重，根据发展的不同阶段不断将信息技术赋能农村发展的新模式、新应用纳入数字乡村建设内容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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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数字乡村发展影响农户创业的相关理论
2.2.1创业理论
创业理论可以追溯到18世纪，主要关注创业者如何寻找机遇并承担风险。创业理论是一系列解释创业行为、动机、过程和影响因素的理论和模型。创业理论发展至今，形成了机会中心理论、创新理论、创业机会识别等多种创业理论。与本文研究框架最为相关的创业理论是创业环境理论。创业环境理论（Entrepre-neurial Environment Theory）强调了创业活动是在特定环境中进行的，并且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蔡莉等，2007），这个理论框架为理解和分析创业活动提供了一个全面的视角，能够帮助创业者、政策制定者和研究人员识别和优化创业过程中的关键因素。具体而言，这个理论框架认为，创业活动是创业者、资源和环境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创业者需要在特定的环境条件下，利用自身的能力和资源，应对外部环境的挑战，以实现创业目标。该理论认为创业的影响因素可以分为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内部因素主要为个人能力、可利用资源等；外部因素主要为环境条件，如政策环境，市场环境，基础设施等。两种层面的要素相互影响，并最终作用于创业者的创业行为和创业绩效。这种理论强调了创业活动的环境依赖性，也为创业政策的制定提供了理论依据。
2.2.2信息不对称理论
信息不对称理论起源于20世纪60年代，由赫伯特·西蒙（Herbert Simon）和肯尼思·阿罗（Kenneth Arrow）提出质疑传统经济学中完全信息的假设，指出市场交易中的决策不确定性部分源于不完全信息。70年代，乔治·阿克尔洛夫（George A.Akerlof）、迈克尔·斯彭斯（A.Michael Spence）和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E.Stiglitz）三位经济学家对信息不对称理论做出了重要贡献。阿克尔洛夫在1970年发表的论文《“柠檬”市场：质量不确定性与市场机制》中首次提出信息不对称概念，解释了市场中质量不确定性对交易的影响。斯彭斯在1973年的论文《就业市场信号》中进一步探讨了信息不对称在就业市场中的影响。斯蒂格利茨则将信息不对称理论应用于保险市场，强调了信息不对称对市场均衡的影响。信息不对称理论被广泛应用于解释各种市场现象，如股市波动、就业与失业、信贷配给等，并成为现代信息经济学的核心。该理论也渗透到经济学的各个研究领域，包括企业理论、市场失败等，使主流经济学更加贴近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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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数字乡村发展和中国农村地区农户创业的现状分析..........21
3.1我国数字乡村发展的现状分析...................................21
3.1.1我国数字乡村整体发展水平.................................21
3.1.2我国数字乡村各维度发展水平...............................23
4数字乡村发展影响农户创业的实证分析....................30
4.1数据来源及变量选择...........................................30
4.1.1数据说明与变量选取.......................................30
4.1.2模型设定.................................................31
5研究结论及政策建议....................................44
5.1研究结论.....................................................44
5.2对策建议.....................................................45
4数字乡村发展影响农户创业的实证分析
4.1数据来源及变量选择
4.1.1数据说明与变量选取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主要包括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CFPS）数据（2020年）和县域数字乡村指数（2020年）数据，本文采用两个数据库2020年的匹配数据，仅保留乡村样本和匹配后的个体、家庭以及地区特征样本。经匹配，最终获得了5680个农户个体样本数据，需要强调的是，这是本文所用所有变量均去除缺失值之后的数据，后文部分回归中样本不一致是因为不同的模型使用不同的变量导致部分数据有不同程度的缺失。
（1）被解释变量：农户是否创业。
通常来说，创业可以分为涉农创业和非农创业，但考虑到在CFPS中农业经营被划分到“自家农业生产经营”这一范畴里，故本文中的农户创业指的就是农户非农创业，这一点与生成这一回答的问卷底层逻辑：若回答“为自己/自家干活的非农工作”，则生成工作类型为“私营企业/个体工商户/其他自雇”相一致①。本文参考已有文献的处理方法，将工作类型选择为“私营企业/个体工商户/其他自雇”的个体视为农户创业个体，赋值为“1”，否则赋值为“0”，最终共计获得453个农户创业样本。
（2）核心解释变量：数字乡村发展指数
本文选取平均到省级层面的《县域数字乡村指数》中的数字乡村发展总指数作为本研究的核心解释变量。原因在于：CFPS中的地市级或者区县级数据属于限制性数据，基于数据可获得性的考量，本文选择从省级层面进行研究。该指数是目前为止国内对数字乡村发展测度较为权威的，能够更全面真实地反映我国数字乡村发展现状。数字乡村发展指数原始取值在100左右，为更方便地解释数字乡村发展对农户创业影响的含义，除描述性统计部分外，本文实证分析均采用Z-Score标准化后的数字乡村发展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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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研究结论及政策建议
5.1研究结论
本文基于2020年的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库和县域数字乡村指数（2020）的匹配数据，在省级层面对数字乡村发展的农户创业效应进行了实证检验，得出的研究结论如下：
第一，在基准回归中，农户创业对数字乡村发展总指数进行了Probit回归，在控制了个体、家庭层面的控制变量后系数显著为正，表明数字乡村发展对农户创业产生了显著的影响，在考虑了内生性问题后结论依然成立。进一步地，农户创业对数字乡村发展四个维度的分指数进行Probit回归，其中，乡村生活数字化影响农户创业的边际效应最大且正向显著，基础设施数字化的正向边际效应最小。
第二，进一步的机制分析表明，在需求端，数字乡村发展可以通过促进农村居民消费性支出扩大消费市场需求，进而促进农户创业。在供给端，数字乡村发展可以通过提高农户的信息利用水平，进而提高农户社会资本这一创业资源的供给；可以通过提高农户的风险承担意愿，进而提高农户人力资本这一创业资源的供给以及可以通过提高农户的创业资金来源，进而提高农户物质资本这一创业资源的供给，以上三大创业资源的供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三大资本对农户创业的约束，有利于农户创业。
参考文献（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