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发展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的影响探讨——基于
本文是一篇投资分析论文，本文基于国际投资相关理论，构建数字经济影响我国对外直接投资（OFDI）规模的理论分析框架，探讨数字经济发展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的影响路径与作用机制，本文进一步选取具有代表性的市场寻求动机、知识寻求动机和劳动力寻求动机，重点考察不同投资动机的调节效应。
第一章绪论
1.1研究背景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要求，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而推动对外直接投资合作始终是实现高水平对外开放和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举措。商务部最新发布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显示，2022年中国对外投资呈现强劲态势。在流量方面，全年实现1631.2亿美元的直接投资，规模位居全球第二，这标志着中国已连续11年保持全球前三的地位，并连续七年贡献全球对外直接投资总量的10%以上。存量数据同样亮眼，截至2022年底，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累计存量突破2.75万亿美元，连续六年稳居世界前三甲，充分彰显了中国作为全球投资大国的地位。当下，以数字经济发展为依托的数字经济新业态和新模式正在加速全球价值链重构，各国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也展现出其顽强的生命力、快速的反应和渗透能力以及巨大的发展潜力，深度影响了国际投资的发展格局。由于数字经济已经成为吸引外国投资流入和对外直接投资流出的重要决定因素，世界各国纷纷将目光投向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数字技术创新研发和数字治理政策上，这将对未来几年的国际投资规模和格局产生重大影响。那么，这一波数字经济的浪潮是否会成为新形势下中国提升对外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难得契机和有利条件？数字经济发展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的影响究竟是怎样的？其背后的内在机制又是什么？此外，投资动机的差异是否会使得数字经济发展在促进对外直接投资规模上产生差异化影响，这些问题都值得我们进一步分析和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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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研究意义
现有文献在数字经济发展与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关系的研究上仍存在显著不足，亟待进一步探索。具体而言，针对中国国际投资问题的直接性研究相对匮乏，现有文献多将企业类型作为异质性分析的附属要素，而非独立的研究主体，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对该问题的深入理解；现有研究普遍缺乏从母国数字经济视角的深入探讨。尽管母国数字经济效应对企业国际化进程具有重要影响，但将母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与国际投资行为相结合的研究仍较为少见。值得注意的是，考虑到中国企业发展周期的特殊性，母国数字经济因素在解析企业"走出去"战略中的关键作用不容忽视。然而，很少有研究将投资动机作为调节变量来探究数字经济发展与对外直接投资规模间的内在联系。因此，本研究拟针对企业对外投资的不同投资动机，从市场兼容能力、知识技术水平和劳动力禀赋等方面，来衡量母国优势的投资动机并展开实证检验，以期丰富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走出去”的经验证据。
本研究有助于深化我们对数字经济发展与对外直接投资规模之间关系的理解。数字经济作为一种新兴的经济形态，其在推动全球经济发展、改变企业商业模式、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基于数字经济发展与对外直接投资（OFDI）规模之间的内在关联性，构建理论分析框架并开展实证研究，有助于深入解析数字经济在跨国投资活动中的传导路径与作用机理，从而为理解我国对外投资决策的数字驱动因素提供理论依据。本研究有助于指导我国在新常态下优化OFDI战略。新常态下，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着结构调整、转型升级的重大挑战，对外直接投资作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其战略定位和实施方式也需要与时俱进、不断创新。研究数字经济发展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产生何种影响，可以为我国在新常态下优化OFDI战略提供有益的参考，推动对外投资实施更加精准、高效地服务于国内经济发展。本研究对于提升我国企业在国际竞争中的地位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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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概念界定及理论基础
2.1概念界定
2.1.1数字经济
数字经济作为一种新兴的经济形态，正在全球范围内改变着经济的发展方式和社会结构。数字经济是指以数据化信息资源为关键生产要素，以现代信息网络作为重要载体，以信息通信技术的有效使用作为效率提升和经济结构优化的重要推动力的一系列经济活动。“数字经济”这一概念体系的形成与发展经历了显著的演进过程。其术语溯源可追溯至20世纪90年代中期，加拿大著名学者唐·泰普斯科特（Don Tapscott）在其开创性著作《数字经济：网络智能时代的前景与风险》（1996）中首次系统阐述了这一概念，前瞻性地预见了互联网技术将引发的社会经济范式转型。随后，美国学者金范秀（2002）从交易形态视角对其进行了重新界定，强调其作为以信息化方式开展商品和服务交换的新型经济形态的特征。伴随着新一代信息技术的迭代创新与深度融合，特别是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和区块链等颠覆性技术的突破性发展，数字经济的内涵不断丰富，研究视角逐步从技术特征描述转向对数字技术经济价值的深度解析及其对生产关系的重构效应。本研究中的数字经济包括数字基础设施、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数字创新能力这四个组成部分。
2.1.2对外直接投资
对外直接投资是指一国的居民实体，通过购买或控制外国企业的股份、设立海外子公司、参加合资企业等方式，在其他国家或地区进行长期性、实质性经营和管理活动的一种经济行为。这种投资通常涉及资金、技术、管理经验的跨境流动，目的是获取对投资国的资源、市场、技术或战略位置的控制权。对外直接投资可以分为几个主要类型：（1）新建企业，在外国建立一个全新的企业或工厂；（2）并购，购买外国企业的全部或大部分股权，从而获得控制权；（3）投资增加，向已有的海外子公司或合资公司注入更多资金，以扩大其规模或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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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理论基础
2.2.1国际投资理论
国际投资理论是经济学中用来解释跨国公司和其他国际投资者为何进行跨国资本流动的理论框架。这些理论主要关注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FDI）和国际证券投资的动机及其影响。以下是国际投资理论的几种主要类型：
（1）垄断优势理论
海默和金德尔伯格所提出的垄断优势理论，着重强调了企业凭借其在技术、品牌、管理技巧等方面的垄断性优势，使得海外投资相较于单纯的产品出口更为有效。该理论深刻阐释了为何某些企业倾向于选择直接投资，而非仅仅满足于产品出口。其核心观点在于，跨国公司之所以开展对外直接投资，根本动因在于它们具备创造并持续维持独特竞争优势的能力，这些优势在国外市场上能够转化为超额利润。这些垄断优势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技术优势，跨国公司掌握着先进的技术、专利、管理技能和研发能力，这些在国内市场或许无法充分施展，但在国外市场却能成为其竞争的利器；其次是资本优势，跨国公司通常能以较低的成本获取资本，这为它们进行海外投资和扩张提供了便利；二是市场优势，跨国公司拥有强大的品牌影响力、完善的营销网络以及稳固的客户基础，这些在国外市场都能助力其迅速占领市场份额；三是规模经济优势，通过对外直接投资，跨国公司能够实现生产规模的扩大，进而降低单位成本，提升盈利能力。此外，跨国公司还往往具备丰富的管理经验和高效的管理团队，这使它们能够从容应对国外市场的各种挑战。海默进一步指出，市场的不完全性是促使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根本原因。这一理论为理解跨国公司的投资行为提供了深刻的洞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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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发展现状与理论分析.............................-19
3.1数字经济现状分析...............................-19
3.1.1全球数字经济发展现状.............................-19
3.1.2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现状.............................-19
第四章数字经济发展综合指数测算与OFDI动机衡量................-32
4.1数字经济发展评价指标体系构建...........................-32
4.2数字经济综合发展指数...................................-33
第五章实证检验与分析..............................-36
5.1变量说明与模型构建..............................-36
5.1.1变量说明................................-36
5.1.2模型构建.................................-39
第五章实证检验与分析
5.1变量说明与模型构建
5.1.1变量说明
（1）被解释变量
对外直接投资规模（OFDI）。存量数据涵盖了历年累计的对外直接投资总额，能够全面地反映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整体规模，而流量数据仅反映某一时期的投资额，无法体现长期积累。此外，存量数据受短期经济波动的影响较小，波动性较低，适用于长期趋势分析。从数据的可获得性而言，我国相关部门定期发布对外直接投资存量数据，数据来源可靠且连续，便于研究应用。因此本文选取《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及各省市统计年鉴中的对外直接投资存量作为衡量指标。同时，在对调节效应进行稳健性分析时将各省对外直接投资存量换成我国各省（市、自治区）上市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总额来检验实证结果是否稳健。对外直接投资理论强调企业层面的投资决策，上市公司作为重要的投资主体，企业作为经济行为的基本单位其市场化程度较高，使用其数据可以更好地反映市场机制下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行为，排除政府干预等因素的干扰。许多研究会使用宏观数据与微观数据进行对比分析以验证结果的可靠性，已有的文献中，上市公司数据常被用于分析对外直接投资行为，具有较高的学术认可度。从数据质量和可获得性而言，上市公司对外直接投资数据通常来自年报或公告，经过严格审计，数据质量较高；而各省对外直接投资存量数据可能存在统计口径不一致或覆盖不全面的问题，而上市公司数据可弥补这一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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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结论与建议
6.1主要结论
本文先通过构建指标利用熵权法生成数字经济发展综合指数，然后选取双固定效应模型检验了数字经济发展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的影响，接着通过调节效应分析不同投资动机下如何调节数字经济发展对我国对外直接规模的促进作用，另外，通过加入解释变量滞后一期、更换被解释变量、缩尾处理的方法进行了稳健性检验，最后，对样本进行分不同地区、分开放水平高低的方式进行了异质性检验。最终得到的结论如下：
一、市场兼容能力会促进对外直接投资规模提升，体现了ODFI的市场寻求动机，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市场寻求型OFDI。市场兼容能力正向调节数字经济发展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的影响，即市场寻求动机加强了数字经济发展对我国对直接投资规模的正向影响。
二、知识技术水平会促进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的提升，体现了OFDI的知识寻求动机，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知识寻求型OFDI。但知识技术水平与数字经济发展的交互效应并显著，出现这种结果的原因可能是与数字经济发展有关的高级领域技术“门槛效应”高，不同地区、企业对先进知识技术的吸收转化能力低，从而使得知识寻求动机的调节效应不明显。
三、劳动力禀赋与对外直接投资规模间的作用并不显著，本文认为出现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是“创造效应”和“替代效应”的相互抵消形成的。但劳动力禀赋正向调节数字经济发展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即劳动力寻求动机显著增强了数字经济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OFDI）规模之间的正向关联效应。
参考文献（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