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数字创业的驱动机制探讨——基于QCA与NCA的组态因素分
本文是一篇创业管理论文,本研究运用基于模糊集的定性比较分析法,从决策逻辑、组织因素与环境因素三个方面探讨高效果的公司数字创业的组态效应。运用239个创业团队案例进行分析,组态效应的结论表明,不存在单一核心条件驱动高水平公司数字创业形成,但决策逻辑在高水平公司数字创业中扮演着关键角色。
1绪论
1.1研究背景和问题提出
1.1.1现实背景
在《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一书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创新是社会进步的灵魂,创业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改善民生的重要途径”。当前,国内与国际经济形势都相当复杂,疫情的防控更是对社会经济的发展施加了巨大的压力。为有效应对社会经济下行压力,必须采取有效且必要的创业措施,激发全社会的创新创业活力,加速培养发展的新进程,驱动社会经济的发展。
虽然创业的形式有很多种,但是相较于个体层面的个人创业,团队层面的公司创业成功率更高。毕竟,创业是多种资源整合创造价值的过程,而创业的成功率也往往由资金、决策能力、执行能力、供给侧与需求侧关键资源等来决定。并且,公司创业比个人创业具有更强的合作能力和资源整合能力,而这也是推动创业进程、创造社会价值的关键驱动力。
然而,在数字化经济时代,传统的公司创业形式已经不能完全满足经济社会的需要。普遍而言,传统的公司创业大都凭借发现市场缺口、满足市场中未被满足的需求,或是凭借相对于同行业竞争者的某些独特优势赢得市场份额。但是,随着行业边界性的模糊,市场中的各行各业都出现了大量的无法预测的潜在竞争对手。一大批企业开始接触强大的数字能力并逐渐抢占市场。比如,相较于传统的汽车制造行业巨头大众、福特、宝马等,一些技术型企业,如苹果、戴森和谷歌正在大力投资自动驾驶汽车;团购软件出身的美团利用数字技术逐渐成为外卖、买菜、电影、打车、甚至是购物的一站式生活APP;摩托车制造商巨头“宗申”借助数字技术成功孵化“忽米网”,如今已经成为工业互联网平台的排头兵等等。这些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中发挥数字化能力,敏锐觉察到商业机会并主动采取行动、整合商业资源,为顾客提供更加个性化、人性化的服务,并在创造社会价值的同时也证明了数字技术对公司创业的颠覆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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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研究目的与意义
1.2.1研究目的
本研究以在位企业为研究对象,从数字创业与公司创业整合的视角,区分出在数字化时代公司创业的特殊形态,梳理公司数字创业的影响因素,并探究其驱动机制,为企业有效开展公司创业提供管理借鉴,本研究的主要研究目的包括:
(1)基于公司创业与数字创业的整合,明确公司数字创业的基本内涵;
(2)从决策逻辑、组织因素、环境因素三个角度出发,探究公司数字创业的驱动机制;
(3)分析不同组态间对高水平公司数字创业的影响路径,为数字时代公司创业领域的研究增加新的理论视角,同时为在数字化时代开展公司创业活动的企业提供理论指导和策略建议。
1.2.2研究意义
虽然企业的成长是一种不断试错的过程,但对于某一个具体的创业团队而言,商业机会总是稍纵即逝,能否抓住某一次的机遇或许决定了一个企业的创业成败与否。“工业4.0”已然来临,研究在数字化时代的公司创业成为了重要议题[4]。创业活动的开展受到多重因素的共同作用,比如创业团队的决策逻辑影响甚至决定着企业对于资源的整合与利用方式;团队成员的特性决定了团队的思考方式。开展公司数字创业研究不仅能够拓展公司创业研究的领域,而且能够为正处于或即将开展创业活动的团队提供理论思考。因而,其研究工作的进行对于理论与实践两个研究领域都会有深刻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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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相关文献综述
2.0相关基础理论
对于复杂因果关系的分析,传统的回归分析只能针对因素之间或是因素与结果之间的相关性关系做探究,而因素之间的共同作用如何影响结果的机制却并未得到充分解释。然而,前置变量与结果之间往往不是相互独立,因此对于结果的解释应当采用整体的、组合的方式[2]。
配置理论(Configuration theory)的核心便是组态思想,探究因素间的共同作用所引起的结果的差异,特别是对不同的条件组合所产生的的相同结果和不同结果的探讨。其中,组态是指达到目标状态的特定要素的组合。在有关配置理论的相关研究中,Shortell(1977)指出不同的企业组成应该与不同的环境类型相匹配,以对企业的有效性做进一步的提高。在此基础上,后续学者也常常探讨配置理论与环境、领导者、企业结构等的不同搭配,旨在探究企业应该如何变得更加高效,以提高企业绩效[14]。
配置理论主要包括多重并发因果关系、等效性和非对称性这三个核心特征与假设。其中,多重并发因果关系指的是多条不同的路径可能导致相同的结果,而具体到某一条路径又可能是多种不同的因素相组合,且因素之间更是相互依赖、共同作用。等效性指的是产生同一结果的组态并不唯一。而非对称性又包括条件非对称性和因果非对称性,条件非对称性指的是,对于特定的条件在不同的组态中作用可能截然不同,比如在某一组态中起促进作用,而在另一组态中可能是抑制作用;因果非对称性指的是导致结果出现与否的原因并不完全相同,对于特定的条件,存在与不存在都有可能起促进或者抑制作用[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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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公司创业的研究概述
2.1.1公司创业的起源与内涵
20世纪80年代,Miller(1983)[14]以及Pinchot(1985)[15]等人的研究结论开创性地将公司创业(Corporate Entrepreneurship;CE)带入创业研究领域,并引发了一系列的研究热潮。后来,因其对企业活力和经济财富创造的重要性而引起了大量研究关注[16]。研究伊始,学者们倾向于使用不同的专业术语描述现有组织中的创业活动现象。例如:企业创业[17][18]、企业冒险[19]、内部创业[20]、风险投资[21]等等。根据Shane等[22]人的的说法,公司创业发生在已建立的组织内,具体指的是在该组织内创建新业务、新活动、创新或战略更新。
进入21世纪以后,更多的研究者认为公司创业应该是一个可持续性的创业活动[2]。他们认为创业的逻辑起点便是寻求创业机会,而公司创业则是企业创业团队借助于天然母体资源,寻求新的创业机会并将其转化为商业利益的战略过程[22][23]。换句话说,公司创业表现的不仅仅是在企业内部开展新业务或是创新活动,还意味着要在一个新的领域建立新的、可持续的优势。这也意味着企业为寻求竞争优势,不得不对现有组织结构、业务活动造成冲击,甚至是创造性破坏[24]。因此,竞争激烈的市场环境迫使大部分成熟企业不得不开展公司创业活动,而公司创业包含的也不仅是机会寻求,还有优势寻求,即发现创业机会的同时要寻求优势行为,建立并维持竞争优势[2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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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核心概念界定与模型的构建 .................... 19
3.1 公司数字创业的内涵与维度 .............................. 19
3.1.1 公司数字创业的内涵 ......................... 19
3.1.2 公司数字创业的维度 ................................. 19
4 研究方法设计 ....................... 33
4.1 变量测量与问卷开发 ........................ 33
4.1.1 变量测量 ................................ 33
4.1.2 问卷开发 ........................... 34
5 研究结果分析 ....................... 39
5.1 变量校准 ...................................... 39
5.2 必要性研究分析 ........................... 39
5研究结果分析
5.1变量校准
研究首先进行变量校准,即为案例赋予集合隶属。把变量校准为集合,需要依据由理论和实际的外部知识或标准设定3个临界值:完全隶属、交叉点以及完全不隶属,转变后的集合隶属介于0-1之间[140]。参照Fiss(2011)的方法建议,本研究将5个前因变量和1个结果变量的3个锚点分别设定为样本数据分布的75%、50%、25%值设置为变量的校准锚点[167]。另外,根据张明和杜运周(2019)的研究结论,概念或者事件的是与非的本质本就截然不同,而其背后的理论原理与前因变量也定会有所差异,采用同一样本数据对结果存在与结果不存在进行分析讨论,其研究科学性尚有不足[110]。因此,本研究仅对促进高水平的公司数字创业的组态进行分析,计算后的各个变量校准锚点如表5.1所示。
创业管理论文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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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结论讨论与展望
6.1研究结论与讨论
研究运用基于模糊集的定性比较分析法,从决策逻辑、组织因素与环境因素三个方面探讨高效果的公司数字创业的组态效应。运用239个创业团队案例进行分析,组态效应的结论表明,不存在单一核心条件驱动高水平公司数字创业形成,但决策逻辑在高水平公司数字创业中扮演着关键角色。主要研究结论包括:
第一,因果逻辑主导下的高水平公司数字创业形成路径有两条:即技术外溢性驱动型和政策稳定性驱动型。其中,第一条指在高管团队动态性与政策稳定性均或有或无的情况下,技术外溢性可以引导企业实现高水平的数字创业,第二条路径指的是无论技术外溢性是否存在,在政策稳定性与团队自省性的联合匹配下,哪怕团队的动态性缺失,创业团队依然可以实现高水平的公司数字创业。
第二,因果逻辑主导下的高水平公司数字创业形成机制中,政策的稳定性并非是必要条件,即外界政策的稳定性与否都有可能产生高水平公司数字创业的路径,这也为现实生活中的企业提供部分参考,即在政策稳定的大环境下,减少团队与团队之间或是团队成员之间的交互,以减少对时间和资源的浪费,只要创业团队能够调整目标来应对动态变化的环境,能够分辨自己的优势及需要改进的不足之处,不断改善自己的工作方式,进行联合技术攻关等手段也可以实现公司数字创业的目标。
第三,效果逻辑主导下的高水平公司数字创业形成机制有两条,分别为:政策稳定性支撑——技术外溢性辅助型和非高因素驱动型。H5表明在政策稳定的条件下,高管团队成员若是存在高度的自省性,企业只要在较高的技术外溢性的环境中就能促进公司数字创业的形成。通过对比H5、H6发现,技术外溢性可以与政策稳定性协同配合,即在效果逻辑指引下,技术外溢性与政策稳定性总是如影随形,为促进创业,要么两者同时存在,要么两者同时不存在,且效果逻辑下的团队自省性是形成高水平公司数字创业的必要条件。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