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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价值链嵌入对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探讨—来自中国制

时间:2025-06-11 来源:www.51mbalunwen.com作者:

本文是一篇国际贸易论文,本文首先以全球价值链分工理论、资源基础理论和委托代理理论为基础,对全球价值链嵌入与企业风险承担之间的关系进行理论分析;然后,以中国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采用2003-2016年CSMAR上市公司数据库和海关数据库的匹配数据,实证分析全球价值链嵌入对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并且通过替换被解释变量和解释变量衡量指标、运用工具变量法进行内生性检验,来验证研究结论的稳健性;
1.绪论
1.1研究背景与意义
1.1.1研究背景
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发展极大地改变了国际分工模式,各个经济体之间的贸易方式也逐渐由产品间贸易向产品内贸易转化,全球价值链分工成为国际分工体系中的主流模式。全球价值链打破了传统的分工模式,某个产品的生产不再由一个国家单独完成,而是由多个国家参与并负责该产品生产的不同环节。全球价值链促进了要素在国际范围内的自由流动,发达国家通过参与全球价值链可以获得更大利益,而发展中国家也可以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获得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的机会。随着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的形成与深化,全球价值链支撑了全球贸易的主要部分,许多国家都积极融入到全球价值链分工当中。发达国家跨国公司通过主导全球价值链,将一些生产工序转移至发展中国家,从而给我国企业嵌入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带来了便利和机遇。过去几十年,中国先后以改革开放和加入WTO为契机,大力发展对外贸易,成为经济全球化的积极参与者,中国嵌入全球价值链的程度越来越深,在国际分工体系中扮演的角色也越来越重要。2022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420678亿元,比上年增长7.7%,规模再创历史新高,已经连续6年货物贸易总额居世界第一。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建设贸易强国,维护多元稳定的国际经济格局和经贸关系”。对外开放的不断深化将推动我国企业更大范围、更深程度的融入到全球价值链当中,但是企业在融入全球价值链的过程中享受巨大机遇的同时,也会遇到随之而来的挑战,机遇与挑战并存。各国之间的大量中间品贸易带来了各国增加值率的差异、技术复杂度的变迁及利益分配的交织(郑国姣和杨来科,2016),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的快速发展加强了各国之间的联系,同时处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国家和企业面临的不确定、不稳定性因素也在增加,这也意味着企业嵌入全球价值链也面临着一定的贸易风险和分工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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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1.2.1研究内容
本文首先基于全球价值链不断深化的背景,以全球价值链分工理论、资源基础理论和委托代理理论为基础,并结合现有的文献研究,从理论分析与实证分析的角度研究全球价值链嵌入对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影响。然后,从企业所处的外部环境视角出发,将地区市场化程度和金融发展水平引入论文框架,检验二者对全球价值链嵌入与企业风险承担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并进一步检验了全球价值链嵌入对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机制,分析了全球价值链嵌入对不同规模、所处不同地区、以及董事长与总经理是否两职合一的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异质性影响。最后对研究结果进行解释分析,并据此提出相关政策建议。根据上述的研究思路,本文将研究内容划分为六个章节,每章的具体内容如下:
第一章是绪论部分。本章首先介绍了本文的研究背景,在介绍研究背景的基础上总结和分析了本研究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然后阐述了本文的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并且通过绘制框架图展现了本文的研究思路和研究框架;最后对本文所实现的创新点,以及需要继续研究与改进的不足之处进行总结。
第二章是文献综述。这一部分首先对全球价值链嵌入的相关研究、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相关研究进行梳理,了解全球价值链嵌入产生的影响以及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影响因素;并且介绍了现有文献对全球价值链嵌入和企业风险承担的测度方法;其次着重梳理了国内外有关全球价值链嵌入与企业风险承担二者关系的相关文献;最后基于前面的文献梳理对现有的文献研究进行评述。
第三章为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本文主要以全球价值链分工理论、资源基础理论和委托代理理论为理论基础,对全球价值链嵌入与企业风险承担的关系和影响机制、以及地区市场化程度和金融发展水平所起的调节效应进行理论分析,并据此提出本文的研究假设:假设1:企业通过嵌入全球价值链能够促进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提升;假设2:地区市场化程度对全球价值链嵌入与企业风险承担的关系具有负向调节作用;假设3:地区金融发展水平对全球价值链嵌入与企业风险承担的关系具有负向调节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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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文献综述
2.1关于全球价值链嵌入的相关研究
2.1.1全球价值链嵌入产生的影响研究
随着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的不断深化,越来越多的国家积极融入国际分工体系发展开放型经济(孙永强等,2022),世界各国已经享受到“全球价值链式”发展红利(Gereffi,2014),全球价值链分工已经成为当前国际分工中的主要模式。在此背景下,关于全球价值链嵌入的研究逐渐丰富,现有的文献研究主要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分析了全球价值链嵌入带来的影响。在宏观层面,已有文献主要从国家和行业的角度出发研究了全球价值链嵌入对技术进步(Taglioni和Winkler,2014;宋宪萍和贾芸菲,2019)、国际竞争力(陈立敏等,2016;史本叶和马晓丽,2020)、生态环境(Assamoi等,2020;余泳泽和段胜岚,2022)、产业升级(余东华和田双,2019;蒋瑛等,2021)等方面产生的影响。通过梳理文献可以发现,随着中国嵌入全球价值链的程度不断加深,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到了嵌入全球价值链产生的影响问题,学者们从宏观层面做出的贡献也为微观层面的研究提供了参考和启示。
在微观层面,现有文献主要研究全球价值链嵌入对企业造成的影响,大多集中于企业生产率、出口技术复杂度、企业劳动收入份额以及成本加成等方面。如孙学敏和王杰(2016)基于中国微观企业的数据考察了全球价值链嵌入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结果表明参与全球价值链有利于提高企业生产率;还有学者认为效率水平是企业国际竞争力的重要体现,企业可以通过融入全球价值链实现生产效率的改善,并且这种效率改善在那些全球价值链嵌入程度较高的企业中更为突出(吕越和吕云龙,2016),此外吕越等(2017)通过研究发现全球价值链嵌入对企业生产率的改进存在非线性的“倒U型”关系,虽然嵌入全球价值链能够提高企业的生产效率,但这种效应存在边际递减趋势,少部分企业甚至会出现全球价值链过度嵌入对生产率造成的负向影响。企业嵌入全球价值链对出口技术复杂度产生的影响也受到了学者们的重视,马晓东(2022)通过研究发现全球价值链嵌入程度的提高对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具有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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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关于企业风险承担的相关研究
2.2.1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因素研究
风险承担是企业投资决策中的一项重要决策,它有助于企业未来业绩增长和价值增值(John等,2008),所以研究企业风险承担的文献比较丰富,学者们从多个角度对影响企业风险承担的因素进行了研究。在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文献中,这些影响因素主要可以分为宏观层面、企业层面和管理者个人层面的因素。宏观层面的影响因素包括宏观经济水平、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等因素,Arif和Lee(2014)发现当投资者对整个宏观经济增长持乐观态度时,企业风险承担水平更高;货币政策是国家货币供求的政策趋向,宽松的货币政策能增加企业风险承担(周彬蕊等,2017)。刘志远等(2017)利用1995-2014年中国上市公司的数据,实证检验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风险承担的关系,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显著提升了非国有企业的风险承担水平。
企业层面的影响因素主要包括公司治理、管理层激励、公司特征等方面。石大林和路文静(2014)认为公司治理水平会对企业风险承担产生正向影响;Koerniadi等(2014)从董事会规模的角度出发,发现董事会规模较大时,企业风险承担水平较低。管理层激励主要分为股权激励和货币薪酬激励,一些学者发现管理层股权激励在一定条件下有助于促进风险承担(苏坤,2015),而李小荣和张瑞君(2014)则认为股权激励与风险承担之间其实是倒U型关系;张瑞君等(2013)以2005-2009年沪深两市的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发现货币薪酬激励的增加能够提升企业高管的风险承担水平,但是石大林(2015)也以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了管理层薪酬激励与企业风险承担之间的关系,却发现管理层货币薪酬与当期企业风险承担水平显著负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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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22
3.1理论基础...............................22
3.1.1全球价值链分工理论............................22
3.1.2资源基础理论...................................24
4.研究设计............................................34
4.1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34
4.2模型设定.......................................35
4.3变量测度与说明...................................36
5.实证结果与分析.................................44
5.1基准回归结果..................................44
5.2稳健性检验........................................46
5.实证结果与分析
5.1基准回归结果
表5-1报告了本研究的基准回归结果,表5-1中列(1)和列(2)仅加入了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GVC,并且控制了行业固定效应和年份固定效应,列(3)和列(4)则进一步加入了回归模型中的其他控制变量。从列(1)和列(2)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GVC的回归系数分别为0.263和0.499,均在5%的水平上显著为正,初步表明全球价值链嵌入对企业风险承担水平具有正向影响。在第(3)列和第(4)列加入了本文所构建模型中的资产负债率、股权集中度、现金流状况、盈利能力以及企业产权性质这些企业层面的控制变量后,核心解释变量GVC的系数依然在5%的水平上显著为正,分别为0.247和0.468,回归系数和显著性水平均未出现较大波动,表明本文的估计结果具有稳健性。这也表明全球价值链嵌入促进了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提升,验证了本文的研究假设1。
关于模型中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由表5-1可以看出,企业资产负债率(Lev)的回归系数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资产负债率更高的企业,风险承担水平也比较高,其原因可能在于资产负债率较高的企业具有更强的动机去追求高风险高回报的投资项目。股权集中度(Top1)的估计系数显著为负,表明企业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越高,企业内部集权程度越大,大股东为了实现自身利益可能会产生风险规避倾向,反而会降低企业的风险承担水平。现金流状况(Cash)的系数显著为正,表明企业的现金流状况越好,企业能够应对的资产收益率的波动性越大,对风险具有更大的承受能力,倾向于提高企业的风险承担水平。企业盈利能力(Roa)的估计系数显著为负,这表明企业盈利能力抑制了企业的风险承担水平,一般来说,盈利能力较强的企业去进行高风险高收益项目的动机较弱,降低了企业的风险承担水平。企业产权性质(State)的系数显著为负,表明相对于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的风险承担水平更高,可能是由于非国有企业比国有企业更偏好风险,会倾向于进行高风险高收益项目的投资,从而使得风险承担水平较高。上述控制变量对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影响基本与现有文献的研究保持一致(宋建波等,2017;李媛媛和郭宁宁,2019;高梦捷等,2023)。

国际贸易论文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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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结论及政策建议
6.1研究结论
本文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不断深化的背景下,以企业风险承担水平为切入点,选取2003-2016年中国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企业嵌入全球价值链对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影响,并且基于已有的理论研究和实证结果探究了该影响的中介传导机制,还加入地区市场化程度和金融发展水平作为调节变量进一步衡量影响效果,最后针对企业规模、企业所处地区以及企业是否两职合一进行异质性分析,最终得出以下研究结论:
第一,全球价值链嵌入对企业风险承担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即企业嵌入全球价值链有助于提高企业的风险承担水平。本文对这一结论也进行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稳健性检验结果依然显著并且无明显变化,表明本文的研究结论具有稳健性。机制分析发现,全球价值链嵌入除了对企业风险承担具有直接的促进作用,也通过缓解企业的融资约束这一作用渠道间接对企业风险承担水平产生影响,企业通过嵌入全球价值链可以缓解企业自身的融资约束,提高了企业的风险承担水平。对降低代理成本这一影响机制进行检验发现,虽然全球价值链嵌入可以显著降低企业的代理成本,但是通过降低代理成本作用于企业风险承担水平这一影响路径并不显著。
第二,地区市场化程度和金融发展水平对全球价值链嵌入与企业风险承担二者关系具有调节作用。在市场化程度较低的地区,全球价值链嵌入对企业风险承担的促进作用更强,当企业所处地区的市场化程度较低时,资源配置效率和制度建设比较落后,企业难以从市场中获取到充分的资源。通过嵌入全球价值链,企业不仅可以克服资源不足的劣势,还可以通过外部监督缓解委托代理冲突,因此对风险承担的促进作用更强。在地区金融发展水平较低时,金融资源的匮乏和高昂的融资成本使得当地企业面临更严重的融资约束,企业通过嵌入全球价值链可以扩展外部融资渠道,缓解面临的融资约束,有助于提高风险承担,所以在金融发展水平较低的地区,企业嵌入全球价值链对风险承担水平的促进作用更强。
参考文献(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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