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普惠金融对企业非效率投资的影响探讨
本文是一篇投资分析论文，本文基于前人研究成果，采用2011-2022年企业统计数据与北大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构建双向固定效应模型，从理论和实证双重视角深入探究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企业非效率投资的影响及其作用路径。
第1章绪论
1.1研究背景及意义
1.1.1研究背景
在传统金融体系框架下，金融中介机构长期扮演着资金配置的核心枢纽角色。然而伴随资本市场深化发展与信息技术的革新突破，资金供需双方直接对接的脱媒化趋势日益显著，逐步重构着现代金融系统的运行范式。企业和个人越来越多数都倾向于通过直接融资渠道获得资金，或者利用数字金融平台进行资金的调配和管理，现代金融体系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簇群的持续助力下正经历底层架构的重塑。技术迭代不仅重构了服务触达路径与风险管理范式，更驱动金融机构加速推进数字化转型，深度布局普惠金融领域，通过产品创新与流程再造响应市场环境的根本性变革。数字技术为金融服务提供了更广泛的覆盖范围、更低的成本和更高的效率，使得金融服务能够更便捷地触达企业和个人，助力数字普惠金融加速发展。
普惠金融是以帮助那些传统金融很难照顾到的低收入群体为理念，在2005年正式面世，这一概念很快在全世界范围流行起来，并且在全球数字化浪潮的推动下，数字技术与金融行业相互交融，不仅拓展了金融包容性边界，同时催生出数字普惠金融这一符合新时代创新理念的金融服务模式。数字普惠金融是各个国家实现普惠金融目标的关键手段，因此得到了政策层面的大力支持。中共三中全会在2013年提出要正式普惠金融的发展，让中小微企业以及低收入人群能普遍享受到金融服务；2015年，国务院指出，政府应积极引导普惠金融服务，鼓励企业充分运用现代数字技术、金融科技等，提升普惠金融的综合性与科学性；2016年《G20数字普惠金融高级原则》的发布构建了制度性框架，确立了技术驱动的普惠金融发展基准；2023年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则标志着战略能级的历史性跃迁——通过“金融强国建设”目标牵引，全面布局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五大战略要点。将普惠金融与数字金融协同纳入现代化金融体系的核心战略矩阵，实现从国际共识到国家顶层制度设计的范式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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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文献综述
1.2.1数字普惠金融相关研究
参考既有文献，数字普惠金融研究主要从宏观、微观层面深入研究。宏观上，学者多关注经济增长、区域均衡、城乡平衡等议题；微观层面，则深入探究企业融资、家庭行为及个体发展等内容。
宏观视角下，传统金融发展程度与数字普惠金融水平呈现互补态势（Jing等，2023）。数字普惠金融利用新一代信息技术，改善传统信用定价模式，提高风险管控能力，延伸了金融服务的深度和广度，为金融服务的普及和优化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赵晓鸽等，2021）。并通过显著降低代际收入弹性，促进代际流动和社会公平，为解决社会公平问题提供了新的金融视角（周广肃和丁相元，2023），在一定程度上可补充传统金融服务的不足，拓宽了金融服务的覆盖范围（蔡卫星等，2023）。数字普惠金融为居民供应数字化支付、消费信贷、互联网保险等金融产品与服务，有效助推我国经济稳健增长（孙玉环等，2021；Gao等，2025）。此外，数字普惠金融推动经济发展和增长，部分原因在于其能为企业和居民创业行动提供保障且持续刺激创业活动，作用机制是通过促进技术创新与地区创业，开辟了推动经济增长的新路径，从而有助于区域实体经济的高质量发展（Yang和Lin，2021）。同时，数字金融发展能显著提升居民消费，进而推动经济增长，消费作为拉动经济的重要马车，为经济增长注入动力（张勋和杨桐，2020）。数字普惠金融的促进效果在经济各面存在异质性（Jiao和Wang，2024）。在城镇化率低和物质资本高的省份，数字普惠金融的促进作用更快、更好（钱海章等，2020）。在通信基础设施欠佳、民营经济占比较大的地区或是农业GDP占比偏高的地区普惠金融在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方面的成效更为突出，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尤为显著（李建军等，2020），且数字普惠金融通过创新和产业转型升级为主要作用机制，显著缩小非直辖市和南方地区省内、市内和市间经济不平衡情况（李彦龙等，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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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2.1概念界定
2.1.1数字普惠金融
数字普惠金融融合了互联网等数字科技与普惠金融，凭借覆盖范围广、产品类型丰富、成本低廉、高度便捷等特性，为企业及个体提供涵盖数字化支付、消费信贷、互联网保险等在内的金融产品与服务，助力经济领域发展（汪亚楠等，2020）。数字普惠金融旨在借助数字技术，像互联网、移动支付、大数据、区块链、人工智能等重构传统金融的服务模式与触达路径，达成普惠性。简单来讲，就是让金融服务更广泛、便捷、高效地覆盖传统金融难以触及的群体与地区，比如小微企业、农民、贫困人群等。以此降低金融服务成本，提升可得性、可负担性及使用效率，增进金融服务的公平与包容，推动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其本质特征体现在三个层面：首先，服务载体数字化，通过移动终端实现金融服务的实时获取；其次，风控模式智能化，利用多维数据构建信用评估模型，降低对抵押物的依赖；最后，产品供给场景化，嵌入消费场景设计小额分散的金融产品，满足多元化需求。这种创新模式不仅降低了金融服务成本，更通过技术驱动实现了“普惠”与“商业可持续”的平衡。数字普惠金融与传统金融有着明显的区别，其服务半径呈指数级扩展，边际成本递减效应比较明显；数字普惠金融先进数据驱动决策提升了风险定价精度，提高了风险可控性；多维的场景化服务增强了用户与金融服务的粘性。区别于传统金融的诸多优势正在重塑金融生态，推动金融资源向实体经济薄弱环节精准分配，成为数字经济时代实现包容性增长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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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相关理论
2.2.1普惠金融理论
20世纪70年代有些发展中国家为解决存在的贫困现象，尝试向那些贫困人群提供小额贷款的服务。其中，孟加拉国的格莱珉银行打破了传统银行的贷款模式，无需抵押物，主要面向农村贫困妇女发放小额贷款，帮助她们开展微型创业活动。这种小额信贷模式以其创新性和有效性，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贫困群体的资金需求，为普惠金融理念（Inclusive Finance Theory）的形成奠定了实践基础。虽然此时尚未明确提出普惠金融的概念，但小额信贷所倡导的为弱势群体提供金融服务的理念，已经蕴含了普惠金融的核心思想。2005年联合国率先系统地阐述了"普惠金融体系"这一概念框架，这一理论创新将普惠金融发展划分为前范式探索与制度化建设两个历史阶段。该体系以全谱系金融服务覆盖为核心理念，其服务矩阵涵盖储蓄、信贷、保险、支付等基础性金融功能模块。在此理论突破的推动下，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全球治理主体通过构建知识生产体系（发布全球金融包容性报告）与创设对话平台（举办高层发展论坛）的模式，深化普惠金融的理论创新与政策工具的研发。这种全球共识的形成过程，直接促使各国监管当局将普惠金融纳入国家金融战略议程，激励金融机构突破传统服务边界，最终形成普惠金融发展新局面。近年来，新流行起来的数字技术的应用极大地改变了金融服务的方式和效率，为普惠金融的深化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这一阶段，普惠金融理论与数字技术深度融合，不断创新发展，其应用范围和影响力进一步扩大，驱动全球经济金融前行、经济社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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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16
3.1数字普惠金融对企业非效率投资的直接影响..........................16
3.2数字普惠金融对企业非效率投资的间接影响.........................17
第4章现状分析........................................19
4.1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现状分析...............................19
4.2企业非效率投资现状分析...................................20
第5章实证分析与假设检验........................22
5.1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22
5.2变量定义....................................22
第5章实证分析与假设检验
5.1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研究聚焦国内A股全部上市企业，将研究样本区间设定在2011-2022年之间。基于这一时期的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并结合上市公司财务数据等展开分析。其中，企业的各类控制变量等数据，均源自国泰安数据库与wind数据库。同时，对数据进行如下处理:
(1)对ST、PT和BH企业样本进行剔除。
(2)为避免金融行业上市公司特殊会计处理方式干扰整体样本，剔除金融行业样本。
(3)为排除样本中极端值对回归结果的干扰，对全部变量数据实施了缩尾处理（1%及99%分为上）。
(4)为了避免核心解释变量和中介变量数据量纲过小，对数字普惠金融指标和企业数字创新指标分别作出除以100和乘以100的处理。
(5)为确保样本完整，剔除样本数据缺失的上市公司，最终获得17878个“企业-年度”观测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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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章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6.1主要研究结论
2014年，数字普惠金融的概念首次在国际会议上获得明确界定，为后续框架构建奠定了基础。2016年G20峰会进一步提出系统性发展框架，标志着数字普惠金融从理论概念步入实践阶段。至2023年9月，中国国务院发布《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实施意见》，着重强化科技赋能与合规监管，形成"界定-框架-实施"的完整推进逻辑，体现出从国际共识到本土落地的演进脉络。本文基于前人研究成果，采用2011-2022年企业统计数据与北大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构建双向固定效应模型，从理论和实证双重视角深入探究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企业非效率投资的影响及其作用路径。进一步细化分析发现，数字普惠金融总指数下的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三个核心分指标对企业非效率投资均呈现差异化影响。研究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数字普惠金融能有效缓解企业融资约束、降低信息不对称，进而抑制非效率投资。为验证这一结论的稳健性，研究通过替换核心解释变量（采用省级指数替代地市级指数）、调整被解释变量测度方式、剔除特殊样本（省会及直辖市数据）、以及对核心变量进行滞后一期处理以控制内生性干扰等多重检验方法，系统性地检验了基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
第二，通过分析作用路径发现，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显著推动企业实施数字化创新，进而有效减少非效率投资行为。数字普惠金融基于其数字化特性，加速企业创新要素扩散，重构企业生产研发活动的同时数字普惠金融为企业数字创新带来最先进数字技术，提供良好的数字和研发资源并创造先进的信息环境，推动企业创新成果产出和创新能力提升。企业数字创新成果又反过来优化企业经营状况与决策机制，抑制非效率投资。
参考文献（略）
